臺灣問題的政治定力與戰(zhàn)略出路

　　四川大學政治系研究生李林杰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10月號發(fā)表專文《臺灣問題的政治定力與戰(zhàn)略出路》。作者認為，對于一個復雜的問題，采取“一點一滴解決”的態(tài)度，訴諸“漸進的、經過反復多重博弈”的解決，雖然付出較多的時間成本代價，但與之相稱的，是該問題之更根本解決的可能性。大陸官方輿論應對“和平統(tǒng)一”戰(zhàn)略保持高度的政治定力與歷史自信，以新思維統(tǒng)籌今后的和平統(tǒng)一對臺戰(zhàn)略方針。文章內容如下：

　　一、武統(tǒng)臺灣結果是不可測的

　　(一)武統(tǒng)意味著四十年對臺戰(zhàn)略之自我否定，帶來信譽損失

　　在規(guī)范性層面來看，武統(tǒng)方案的采納，意味著中華民族之歷史悲劇的重演，也意味著四十年大陸對臺和平統(tǒng)一戰(zhàn)略之自我宣告失敗。這不光關系中國共產黨將來在民族歷史上應有的歷史地位和應當負起的歷史責任，也牽涉大陸在大政方針上的連續(xù)性之權威的褪色。

　　在國家層面的重大對內對外戰(zhàn)略上，改革開放幾十年來，中國大陸保持了一以貫之的和平發(fā)展政策的連續(xù)性與穩(wěn)定性。雖然這里內涵著中國話語論述調整的相對“笨拙”，但也賦予了大政方針之“定則難易，說話算話”的權威性。這種權威性，結合大政方針決策本身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已構成了中國政府合法性資源的一部分。

　　如果在和平統(tǒng)一的對臺戰(zhàn)略上輕易做出改變與轉向，對于中國今后任一大政方針之更動均會帶來抹殺權威性色彩的沖擊，影響中國的基本信譽。而中國對內對外大政方針之良好信譽，構成了“道義領導力”之一部分。這種憑藉“信譽”支撐的“道義領導力”，在中國當前面臨的不利國際環(huán)境之下，可資為外交博弈的一項“正資產”。

　　如果在當下民進黨切香腸式之“隱形臺獨”之進程中，而不是“法理臺獨”之行動后，貿然動用武統(tǒng)選項，恐怕會被國際社會認定為“現(xiàn)狀破壞者”，對于中國自身的國際信譽亦是較大的打擊。貿然武統(tǒng)，對于將來無論是國內層面出臺的方針之有效性，抑或是對外層面擬定的戰(zhàn)略之可信性，均是不小的沖擊，對外交博弈中可用的“正資產”亦是損耗。

　　(二)影響當下國際社會對于中國崛起之自我定位的接受性

　　目前中國之外交努力，正從既定的“韜光養(yǎng)晦”向“有所作為”奮力轉型，見之于多項對外方針的密集出臺，與全球戰(zhàn)略的規(guī)劃布局。而中國外交實現(xiàn)“有所作為”，進而開創(chuàng)“外交新局面”使之與我國民族復興偉業(yè)相稱的目標在于：國際社會對于中國崛起的接受。而臺灣問題之武力解決，顯然對此必有沖擊。

　　當前中國與美國在中國本身的國家目標定位上，具有不可調和的結構性沖突，“美國治下的和平”不會容納中國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而歐洲正處于中美之間游走之搖擺立場。因而，一方面是爭取廣大發(fā)展中國家人心民意的努力，另一方面是爭取搖擺之歐洲的承認或至少不反對，應當雙管齊下。這對于實現(xiàn)中國的外交目標，必會減少諸多阻力。

　　歐盟目前的對華定位處于搖擺狀態(tài)，或者說，歐洲正處于對華政策調整的窗口期?？傮w上看，歐洲與中國擁有較多的共同經濟利益綁定，也沒有類似中美的地緣戰(zhàn)略沖突，且歐洲自身的自我定位與中國的國家目標亦無結構性的矛盾。一個接受中國崛起的歐洲，在本質上是可能的。縱觀歐盟與臺灣的關系，長期以來對臺方針是從屬于對華方針，與臺灣一方面維持半官方的“實質外交關系”，一方面亦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與臺灣的聯(lián)系亦是經貿文化色彩遠高于政治色彩，沒有美國意圖以臺灣問題牽制中國崛起的戰(zhàn)略沖動。從理論上看，歐洲是可以接受中國崛起的事實，歐洲也可能會接受大陸與臺灣的統(tǒng)一，但那是從長遠來看。

　　當下的歐洲，正處于對華政策調整的窗口期，包含追隨美國對華遏制路線的可能，見之于近期歐盟對于“中歐投資協(xié)定”的凍結審議。可以說，歐洲正處于搖擺的十字路口。因此在當前，避免將歐洲推向美國應為中國所要著重考量的問題。在此情況下，一個“守規(guī)則”的中國，在目前看是歐洲所希冀與要求的。同理，他們對于“不守規(guī)則”的特朗普政府同樣厭惡與排斥。什么是規(guī)則?規(guī)則就是習慣，是模式，是系統(tǒng)，或者說，就是現(xiàn)狀。什么是見之于臺灣問題的規(guī)則?便是當前現(xiàn)狀的非武力改變。

　　(三)域外大國的約束性

　　美國因素的存在是阻礙大陸統(tǒng)一臺灣的最大障礙。而貿然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沖動，無疑將導致美國的強烈反饋，這種反饋很大程度是不可預期的。一來會影響中美關系的穩(wěn)定平衡，二來亦不要低估美國進行軍事干預的可能。

　　首先是對于中美關系的沖擊。中國目前仍處于重要戰(zhàn)略機遇期的首要前提是穩(wěn)定，而中美關系的維持與穩(wěn)定發(fā)展，便是穩(wěn)定的基礎。國家的利益可以靠國際合作的方式獲得，而國家也有可能確保整個國際體系的穩(wěn)定。在國際問題的權力上自我克制，并接受各方多贏，以作為維護國家利益的一種另類思維和做法。因此，必要的戰(zhàn)略克制與戰(zhàn)略冷靜，是處理中美關系所首當其沖的。而臺灣問題的武力解決，難免會對中國本身所欲求的穩(wěn)定、可預測的中美關系增添較多變數(shù)，不利于“協(xié)調、合作、穩(wěn)定”的中美關系發(fā)展意愿的達成，進而影響到中國自身發(fā)展的國家大氣候。

　　其次不要低估美國進行軍事干預的可能性。美國對臺政策長期奉行戰(zhàn)略模糊的政策，一方面對于臺海的現(xiàn)狀與前途，實行“一個中國政策”，否認臺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但又隱晦地挑戰(zhàn)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于臺灣的主權主張，甚至在特朗普時代試圖公開突破“一個中國政策”限制;另一方面美國對臺海兩岸發(fā)生戰(zhàn)爭是否軍事介入的問題，也刻意維持戰(zhàn)略模糊姿態(tài)。戰(zhàn)略模糊政策中的取舍，在于實現(xiàn)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為全球“霸權”，其對臺戰(zhàn)略服務于對華戰(zhàn)略，從而服務于其全球戰(zhàn)略，其在全球戰(zhàn)略中對華的性質定位對此有較大影響。作為選舉制國家，任何一屆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均服務于國內政策，其國內社會的情況及其解決，對此亦有較大影響?；谀壳懊绹鴩鴥壬鐣霈F(xiàn)幾十年未有的分裂，不排除藉武統(tǒng)導致對華作“敵對國家”的性質定位進而發(fā)起“新冷戰(zhàn)”，乃至以武力作為阻止中國統(tǒng)合分裂國土的選項。因此，軍事干預的可能性不能低估。

　　二、和平統(tǒng)一的可欲性與可能性

　　(一)和平統(tǒng)一的可欲性：漸進的問題解決方法

　　從學理上說，對于一個復雜的問題，采取“一點一滴解決”的態(tài)度，訴諸“漸進的、經過反復多重博弈”的解決，雖然付出較多的時間成本代價，但與之相稱的，是該問題之更根本解決的可能性。

　　臺灣問題從島內看主要牽涉共、國、民三個主體之互動博弈，從國際看主要牽涉美、中、臺三個主體的多重博弈，結合歷史恩怨、文化糾纏、利益糾葛，其復雜性可見一斑。對于復雜問題的解決，如果是以漸進解決問題的思路，以長的歷史時段作為解決問題之時間線的參考，結果往往能達到治本的效果。在復雜性問題中，各種潛藏的、凸顯的矛盾會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通過磨合達到一點一滴的“燙平”式解決。

　　鄧小平時期“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江澤民時期“九二共識”的達成、胡錦濤時期“兩岸三通”的實現(xiàn)，以及習近平總書記與臺灣地區(qū)領導人馬英九的“歷史性會晤”，都是幾十年來兩岸交流交往與接觸的產物。特別是2008年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的八年時間，許多歷史性制度安排與協(xié)議文件簽署實現(xiàn)，許多層面的制度安排已成為不可逆的進程，為兩岸問題的最終解決做出了應有的歷史貢獻，容納入“臺海問題”之“漸進解決”的歷史進程之中。因此，相信臺海問題的和平解決是一個長尺度歷史進程，并且時間的代價會以和平解決的收獲為相稱之所在。

　　(二)和平統(tǒng)一的可能性

　　從國際政治來看，臺灣問題牽涉美、中、臺三方主體的博弈互動，而臺灣問題和平解決的可能便潛藏在三個主體之內。

　　首先是大陸方面日益崛起的綜合國力，以及陸臺之間實力差距的日益拉大。一方面，隨著大陸力量日益強大，軍事投射能力早已覆蓋環(huán)臺灣島地區(qū)，如何解決臺灣問題的主動權逐漸被大陸牢牢攥在了手中。伴隨著武力解決臺灣問題之自信的，也當有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之自信。另一方面，陸臺日益拉大的實力差距，也會形塑陸臺之間的互動大方向。一般來說，實力較小的政治實體面對實力較大的政治實體，可供采取的策略無非是，要么抗衡、要么扈從。陸臺之間懸殊的實力差距決定了，臺灣要么選擇扈從大陸求得安全，要么選擇憑藉域外大國尋求抗衡大陸來求安全。但區(qū)域的權力分配往往是零和的，從長遠看，伴隨著大陸在西太平洋地區(qū)現(xiàn)實權力的不斷增加，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qū)權力必然收縮。當美國學會接納中國大陸在西太平洋地區(qū)的主導力時，臺灣還有何抗衡憑藉?唯有尋求扈從與和平。大陸自身實力的增長，是臺灣問題和平解決的關鍵所在與底氣所在。

　　其次是臺灣問題在美國之戰(zhàn)略地位。第一，美國與臺灣的利益牽涉，主要包含三個層面：一是美國與割據(jù)政權(所謂“中華民國”)的利益關系，二是美國與臺灣島本身的地緣政治利益關系，三是美國與島內各主要政黨的利益關系。在多重利益關系中，三者的位階次序是不同的。美國與臺灣島本身的地緣政治利益關系占主要方面，美國最為看重的是臺灣島本身的地緣政治價值。由此，美國與割據(jù)政權以及島內各主要政黨的利益關系，有被放棄之可能。第二，美國對于臺灣島本身的地緣政治戰(zhàn)略價值的看重并非屬于美國自身之核心國家利益。由此，存在著交換可能性的空間，即以臺灣島本身與美國更優(yōu)先關注的其他價值利益相交換的可能。因此，從理論上看，棄臺論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中國崛起本身，帶來的也是在國際政治層面與美國更多的利益糾纏以及可資交換的籌碼，長遠看會愈來愈多。

　　最后是臺灣本身政治社會中亦蘊含著可能性。臺灣島內有“獨派”色彩的民進黨一黨獨大的政治格局必會改變，這不光是因為選舉社會里政黨輪替的邏輯所決定。從民進黨的誕生、發(fā)展與成熟來看，均沾染有“民粹色彩”。其慣常手段，便是以意識形態(tài)議題作為政治動員與敵我認同切割的工具，操縱省籍、族群、國家認同上的二元對立，以“臺灣主體性”詮釋的二元對立論述，作為其勝選之手段，且屢試不爽。但從長遠看，必失之遠慮。隨著島內進入后工業(yè)社會以及政治高壓的消失，社會和政治認知會朝向多元化方向發(fā)展，這是無法阻擋之潮流。單一的意識形態(tài)議題，必然愈加無法統(tǒng)合多元的社會訴求，決定了長遠看民進黨要么轉型要么瓦解，而轉型也是對于本身就是以“意識形態(tài)議題”凝聚與定義的民進黨之自我瓦解。從長遠看，民進黨必然面臨“去神壇化”，未來島內政治版圖未定，大有可為之機。

　　三、今后的對臺方略建議

　　(一)介入島內的政治議程

　　長期以來，大陸的對臺戰(zhàn)略包含著“在祖國統(tǒng)一問題上，寄希望于臺灣人民”的訴求。去做關于臺灣島內之民情人心的工作，一直以來是對臺統(tǒng)戰(zhàn)之所需。然而，這項工作從客觀上說，效果不盡如人意。典型體現(xiàn)于，即使在馬英九時代八年和平發(fā)展期中，島內的“國家認同問題”卻進一步偏差，“中國人”認同不增反減，這是我們應當認真思考的。何以至此，可能是因為大陸并沒有很好地去介入臺灣島內的政治議程。

　　島內民情人心的現(xiàn)實是，在民進黨業(yè)已建構的“臺灣主體性的話語敘事”中，臺灣主體性獲得了超越凡俗價值的宗教色彩。民進黨得以將自身理念等同于“愛臺”，從而獲得“理念”層面對于政治對手的理念優(yōu)勢。在民進黨以“臺灣主體性”詮釋的“愛臺灣”的話語敘事包圍下，任何與之相左的理念，均處于不利地位，遑論“統(tǒng)一”的聲音。大陸需通過重構“愛臺灣”的新話語論述，有效介入島內的政治議程。而加以操作化的方法，一是，不妨對《反分裂國家法》加以具體化與動態(tài)化。一方面是為臺海兩岸的現(xiàn)狀作底線的保障，另一方面通過細致化的條件，使得對島內獨派分子的威懾力強化與增加。二是，增加環(huán)臺軍事行動的威懾力與針對性，制造對獨派分子之壓力，助益于島內政治議程的改造。

　　(二)維持島內政治介入的自主性與中立性

　　長久以來，大陸的對臺戰(zhàn)略內涵亦包括“寄希望于臺灣當局”的訴求。寄希望于臺灣當局，在選舉社會的語境中，即是寄希望于臺灣的政黨。但在操作中，演化為大陸與某些政黨的具體綁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陸對臺方針的自主性，窄化了大陸在島內的政治運作空間。

　　在政治社會中，不同的主體基于相互之間的需要結成利益關系。而利益關系中，占據(jù)主動性的主體，往往是基于更高“被需要程度”的“稀缺性”，藉此以掌握更多的轉圜空間與操作資源。在臺灣問題中，大陸對于中國國民黨的深度綁定，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在島內與民進黨、至少是民進黨中的務實派溝通捭闔之可能;而這些人主要是反國民黨，求自決甚于求臺獨。這樣的政治綁定，使得大陸押注于國民黨一方，但國民黨則是在大陸與美國兩方押注的，“和中”但也“親美”，使得雙方需要程度不對稱。

　　由此反思的結果，大陸應在政治介入的自主性與中立性上“大有可為”。一來，不妨由政黨支持下沉到具體議題支持。在一個個具體的議題議程中，發(fā)出大陸的聲音，表明大陸的立場，顯示大陸的力量，而不寄托于某個具體政黨扮演的“代理角色”。二來，不妨繞過政黨直接面對具體而鮮活的臺灣人民，進行直接的接觸互動與經濟交流。必須分清臺灣島內“割據(jù)政權既得利益者”與“割據(jù)政權治下的人民”之間的區(qū)隔，切割“割據(jù)政權既得利益者”與“割據(jù)政權治下的人民”的關系，繞過政黨普惠島內的人民大眾，讓兩岸和平與合作的經濟紅利，更普惠更均衡地讓臺灣人民受益。

　　(三)創(chuàng)造臺灣問題和平解決的外在條件

　　臺灣問題和平解決的外在條件，即是在臺灣島之外的有利于臺灣問題和平解決的要素。主要包括兩個因素：一是中美關系，二是香港問題。前者的存在是阻礙大陸統(tǒng)一臺灣的最大障礙，后者由于是落實“一國兩制”的樣板城市對于臺灣有較強的示范與參考效應。

　　關于中美關系，創(chuàng)造和維持一個穩(wěn)定、健康的中美關系對于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是其所必需，也是未來解決臺灣問題的必要條件。就目前來看，中美關系面臨著嚴重困難，亟待從“脫鉤意識”走向“接觸意識”。“脫鉤意識”在于：在零和游戲中，中美脫鉤可欲;在逆全球化下，中美脫鉤可能;在美式霸權下，中美脫鉤可控;而重返“接觸意識”在于：就脫鉤不可欲、不可能、不可控上達成共識。中美關系打開局面，無論對于臺海兩岸現(xiàn)狀的穩(wěn)定，還是對于臺灣問題未來的和平解決，均有助益，值得認真把握。

　　關于香港問題，鑒于目前香港對于島內的較強示范與參考效應，可以做的工作至少有三點。第一是澄清香港問題的本真，還原香港近年來動亂的實質，盡力改造涉港的輿論風向。第二是明確“一國兩制臺灣方案”與香港之殊異。第三是做好香港的治理工作，以香港民生議題的成績?yōu)橹醒霗嗔υ诟劢槿胱髯罴阎忈?，凸現(xiàn)治理維度與民生議題上對臺灣的示范與磁力。

　　總之，大陸官方輿論應對“和平統(tǒng)一”戰(zhàn)略保持高度的政治定力與歷史自信，這是歷史與時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