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的學術生命與清史事業(yè)融為一體——戴逸先生的學術思想與學術貢獻

【學人追憶】

作者：黃愛平（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

2024年1月24日，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譽所長戴逸先生永遠離開了我們，離開了他深深摯愛并為之傾盡心血的清史事業(yè)。作為先生的弟子，在為先生的離去深感悲痛的同時，尤為期冀他的道德文章薪火相傳，他開創(chuàng)的名山事業(yè)后繼有人，因就先生的學術思想與學術貢獻略述己見，以寄托無盡的哀思和深切的緬懷。

　一

戴逸先生1926年出生于常熟，自幼酷愛文史，1946年因緣際會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走上歷史學習和研究的道路。1948年奔赴解放區(qū)，進入華北大學學習，結業(yè)后留校。1950年，華北大學進京，并在此基礎上組建中國人民大學。自此以后，他便一直在人大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在長達七十多年的歲月里，他的歷史研究，從中國革命史、抗日戰(zhàn)爭史，到中國近代史，再到清史，每一步都留下了堅實的足跡，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并且，正是在“逆向回溯”的治學過程中，他的理想信念愈益堅定，思想主張日益成熟，最終由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學者，成長為享譽中外的史學大家、清史泰斗。

堅持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導。先生青年時代就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在北京大學求學期間，因參加學生運動而遭到國民黨政府的通緝，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奔赴解放區(qū)，從此走上革命道路，并得以從事自己喜愛的歷史教學與研究工作。這一人生道路的選擇，尤其是革命斗爭的洗禮，使他從內心深處堅定地認為，馬克思主義既是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強大思想武器，也是指導歷史研究和學術探索的科學理論。他說：“歷史科學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馬克思主義把唯物論和辯證法運用于社會歷史的研究，從錯綜復雜的歷史現(xiàn)象中揭示了生產(chǎn)方式在社會發(fā)展中的決定作用，闡明了經(jīng)濟因素和政治、思想、法權、民族、地理、人口等多種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從而發(fā)現(xiàn)了客觀歷史的基本規(guī)律，使歷史的研究真正成為科學?！保ù饕荩骸稓v史研究要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載《戴逸文集·史論縱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8頁）他明確表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能使我們的頭腦更清楚，在歷史的迷霧中抓住本質，能使我們的信念更堅定，將是非分辨得更清楚?！保ā恶R克思主義的指導是史學發(fā)展的關鍵》，載《戴逸文集·史論縱橫》，第95頁）因此，他真誠地服膺、信仰馬克思主義，常年堅持閱讀馬列經(jīng)典著作，自覺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為指導敘史、考史、釋史。他能在歷史研究尤其是清史研究領域取得卓越的成就，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新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杰出代表，實非偶然。

弘揚歷史科學的社會功能。先生幼年酷愛文史，青年時代又得以接受比較系統(tǒng)的學習和訓練，不僅奠定了堅實的文史功底，而且深受傳統(tǒng)文化經(jīng)世理念的熏陶。走上革命道路之后，通過對中共黨史、《毛澤東選集》和馬列主義經(jīng)典著作的系統(tǒng)學習，加深了理論修養(yǎng)，也把樸素的家國情懷和傳統(tǒng)的經(jīng)世思想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他大力弘揚歷史科學的社會功能，倡導歷史學要走出書齋，歷史學家要關注現(xiàn)實，歷史研究要回應時代提出的問題，把握社會發(fā)展的走向。他說：“歷史學雖然以過去作為研究對象，但是和現(xiàn)實密切相關，因為今天是昨天的延伸，要更好地理解今天，更有效地改造現(xiàn)實，就必須懂得過去、懂得歷史。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忘記了自己的過去，就必定不能把握今天和未來，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學是十分重要的?！保ā恶R克思主義與歷史科學》，載《戴逸文集·史論縱橫》，第91頁）他同時強調：“歷史科學不是對策學，要根據(jù)它自身的特點發(fā)揮其社會功能?！痹谒磥恚瑲v史科學的“社會功能是顯著的、長遠的而且非常重要的。它是了解國情、進行戰(zhàn)略決策所必需的；它是認識我們國家的偉大、光榮，提高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所必需的；它是發(fā)展文化、陶冶情操、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所必需的?！保ā稓v史科學的社會功能》，載《戴逸文集·史論縱橫》，第100頁）正是因為對歷史科學的社會功能有清醒的認識，他自身的學術實踐也始終緊跟時代的步伐，貫穿經(jīng)世資治的情懷，體現(xiàn)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高度的使命感和擔當精神。

強調實事求是的治學理念。先生在多年治學歷程中十分強調實事求是的學術理念。在他看來，“科學研究的任務是追求真理，闡明規(guī)律。真實性是歷史科學的生命線，離開真實性，歷史科學就會枯萎死亡，不能為著眼前的需要而犧牲真實性。中國的歷史學有一個優(yōu)秀傳統(tǒng)，即‘秉筆直書’，要提倡秉筆直書的史德，實事求是地撰寫歷史，評價歷史人物”。他始終強調：“歷史學家要有清醒的頭腦，應當有堅持真理的勇氣，應當有無愧于歷史學家稱號的史德?！保ā秾嵤虑笫堑卦u價歷史人物》，載《戴逸文集·史論縱橫》，第74、75頁）他不僅如此說，而且如此做。無論是太平天國、義和團等農(nóng)民運動，還是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重大事件，抑或是乾隆帝、張之洞等歷史人物，乃至康乾盛世、清朝歷史地位等重要問題，他都秉持實事求是的理念，摒除一切成見和影響，從歷史實際出發(fā)，客觀而冷靜地審視其人其事，用科學精神解釋疑難，用理性思考解讀歷史、評價人物，力圖通過歷史的表面現(xiàn)象探索其深層本質，真實、清晰地揭示歷史的真相。先生的研究成果之所以能長久地屹立于史學之林，并被譽為經(jīng)典之作，與他實事求是的學術追求是有密切關系的。

倡導勇于探索的創(chuàng)新精神。與實事求是的學術理念相聯(lián)系，先生大力提倡勇于探索的創(chuàng)新精神。他明確主張：“我們應該樹立實事求是、勇于創(chuàng)新的好風尚，要有抱負，有勇氣超越前人的成就，攀登科學的頂峰。我們的時代是革命變革的偉大時代。史學工作者要研究和總結這一偉大時代的歷史，就不能只躺在馬克思主義的書本上，不能滿足于尋章摘句，簡單地照搬、照抄、照轉，而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研究豐富生動的實際，開動腦筋，解放思想，用我們全部的才智、精力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保ā秾嵤虑笫?nbsp;勇于創(chuàng)新》，載《戴逸文集·史論縱橫》，第19頁）因此，他治學始終保持高度的敏感，不僅隨時了解學界動態(tài)，而且時刻關注時代發(fā)展和社會進步。以清史研究為例。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學術研究迎來了發(fā)展的春天。他敏銳地意識到，鴉片戰(zhàn)爭以前的清史研究是學術界的薄弱環(huán)節(jié)，無論是斷代史的編纂，抑或專史、專題的撰述以及人物研究，乃至清代史料的整理等，都有許多工作亟須進行，許多空白亟須填補。因而他在受命組建清史研究所的同時，即把編寫清史作為全所工作的主要任務。在他的主持下，《簡明清史》第一、二冊于80年代初先后問世，成為國內第一部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系統(tǒng)、全面研究鴉片戰(zhàn)爭以前清代歷史的著作。不僅被國家教委評為優(yōu)秀教材，而且?guī)恿藢W術界清史研究的開展。其他如對清代政治、軍事、人物、思想文化、邊疆開發(fā)以及中外關系等問題的研究，也無不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反映出勇于探索的創(chuàng)新精神。

提倡廣博貫通的學術視野。先生治史，十分注重博通。他說：“學問廣博，眼界開闊，才能高屋建瓴地思考問題，博學才能深思。”（《資料 思想 文采 道德——對歷史學家的四項要求》，載《戴逸文集·史論縱橫》，第356頁）在他看來，學問的博通，既包括縱向的貫通，也涉及橫向的旁通。其治學路徑即由革命史上溯至近代史，再到清史，與此同時，對有清一代政治、經(jīng)濟、軍事、社會、邊疆民族、思想文化、中外關系等各個方面，也都有全面的宏觀把握和具體的個案研究。可謂既貫通有清一代，又兼通清史的各個專門領域。不僅如此，他還倡導并踐行跨學科的博通。為探討光緒皇帝的死因，他大力支持清史編纂委員會與中國原子能研究院反應堆工程設計研究所、北京市公安局法醫(yī)檢驗鑒定中心合作，對光緒帝的頭發(fā)、遺骨和衣物殘片進行化學鑒定，不僅確認了光緒帝的死因，而且樹立了社會科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并肩合作、借助自然科學工具和手段解決人文社科疑難問題的范例。尤其是鑒于清代歷史的特殊性，他特別強調，研究清史要有世界眼光，要有廣闊視野，因為清代中國與世界的聯(lián)系日益密切，很多方面深受世界的影響，故而“既要從整個世界的發(fā)展來觀察中國的歷史進程，也要從中國的局部地區(qū)和事件聯(lián)系世界的歷史背景”（《開展清史研究加強國際合作》，載《戴逸文集·史論縱橫》，第154頁）。這些主張，都反映了他高屋建瓴的學術視野，大大推動了清史研究的開展。

重視文獻資料的基礎作用。先生極為重視文獻檔案等資料對歷史研究的基礎作用，他多次強調：“歷史研究要從事實材料出發(fā)，必須掌握豐富的第一手資料，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進行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事實材料對于科學來說，猶如空氣對于鳥類一樣，沒有空氣，鳥類就不能起飛，沒有事實材料，科學大廈就不能建立起來?！保ā墩勄宕鷷褪妨系恼怼?，載《戴逸文集·史論縱橫》，第271頁）他從事歷史研究，也無不扎扎實實地從收集、整理、積累資料的基礎工作做起，幾乎日夜閱讀，手不停筆，逐字逐句地摘錄抄寫有關資料。特別是在尚未使用計算機技術和網(wǎng)絡數(shù)據(jù)庫的年代，他不辭辛苦，不憚繁難，摘抄了難以計數(shù)的資料卡片，為研究奠定了堅實的資料基礎。而他在清史研究中提煉出來的諸多思想觀點，也因為建立在堅實的資料基礎之上，往往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并給人以深刻的啟迪。

講求優(yōu)美流暢的表達方式。先生具有堅實的文史功底，也深受中國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傳統(tǒng)的影響，認為“歷史學家應該具備哲學家的頭腦和文學家的氣質”（《歷史學要走出書齋》，載《戴逸文集·史論縱橫》，第103頁），學者要把自己的思想觀點和研究成果表達出來，寫成文章，“就要講究表達方式，力求寫得通順流暢，文采斐然”。尤其是撰寫學術論文，必須“非常用心，力求合乎文法，合乎邏輯，文從字順，概念準確，條理清楚，觀點鮮明”（《資料 思想 文采 道德——對歷史學家的四項要求》，載《戴逸文集·史論縱橫》，第360頁）。在他看來，“歷史的陳述既是真實的，即忠于客觀事實，又是思辨的，即富于哲理性探討，還應該是藝術的，即能給人以美的享受”（《歷史學要走出書齋》，載《戴逸文集·史論縱橫》，第103頁）。他從事歷史研究，撰寫學術論文，也無不字斟句酌，精心推敲，反復修改，力求把深奧的道理淺顯而又準確流暢地表達出來。因而先生的文章往往極富文采，筆端常帶感情，文字行云流水，真正做到了科學性、思想性和可讀性三者的結合，既給人思想的啟迪，又帶來美的享受。

　二

在七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先生以清史為職志，數(shù)十年如一日，“寢于斯，食于斯，學于斯，行于斯”（《我和清史》，載《戴逸文集·學界記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53頁），把自己的學術生命與清史事業(yè)融為一體，為清史研究和清史編纂作出了卓越貢獻。

其一，打破學科壁壘，貫通有清一代前后期歷史。學界公認，改革開放以來，清史研究領域發(fā)生的最大變化，就是打破學科壁壘，把清朝的歷史作為一個整體開展研究。此前，清史被切割為兩段，以鴉片戰(zhàn)爭為界，鴉片戰(zhàn)爭以前的清史歸屬于中國古代史，鴉片戰(zhàn)爭以后的歷史則歸屬于中國近代史。改革開放以后，學界不再以鴉片戰(zhàn)爭為斷限將清史人為地一刀兩斷，而是把有清一代的歷史視為一個整體，從而使清史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貫通前后的一代王朝的歷史?？梢哉f，清史研究對象的拓展和確定，奠定了整個清史研究發(fā)展和興盛的基礎。而戴逸先生則堪稱清史領域這一重大變化的先行者。

早在20世紀50年代，他就以《中國近代史稿》一書蜚聲學術界，并奠定了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學術地位。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因中國和蘇聯(lián)兩國邊境發(fā)生沖突，他受有關部門委托，研究清代歷史上的中俄關系特別是邊界問題，所撰《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一書，不僅為中國政府處理中蘇邊境問題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也成為他由中國近代史領域踏入清史研究園地的開端?！拔幕蟾锩苯Y束后，他更大力倡導“把近300年的清代歷史當作完整的研究對象”（《加強對清史的研究》，載《戴逸文集·史論縱橫》，第130頁），多方呼吁加強對清史的研究，身體力行把近代史和清史結合起來。他主持編寫《簡明清史》《清代人物傳稿》《清史編年》等書，不僅引領了學術風氣，而且大大推動了清史研究的發(fā)展。

其二，開辟清史研究的各個專門領域，構建清史研究的學科體系。改革開放初期，針對清史研究十分薄弱，許多領域尚屬空白的現(xiàn)實狀況，先生殫精竭慮，提綱挈領，從各個方面思考清史研究的重要問題，擘畫清史研究的宏偉藍圖。在他的帶領下，在學界的共同努力下，清史研究領域拓展到社會史、政治史、經(jīng)濟史、文化史、科技史、制度史、宮廷史、地方史、邊政史、邊疆民族、中外關系等各個方面，清史學科體系初步形成。尤其是21世紀以來，隨著國家清史纂修工程的開展，清史研究領域得到進一步拓寬，諸如書籍史、閱讀史、女性史、日常生活史、醫(yī)療衛(wèi)生史、生態(tài)環(huán)境史、家族宗族史、民間信仰、秘密社會等以往不太關注的方面，都多有發(fā)掘和探討。與此同時，清代歷史的一些重要問題和重要事件，進一步得到更為深入的研究和討論，如對清代經(jīng)濟宏觀趨勢與總體評價的研討，有關戊戌政變袁世凱告密問題的爭論，對太平天國的研究和反思，對光緒皇帝死因的鑒定和研究等。而新的科學技術手段的運用，如“e考據(jù)”的出現(xiàn)，各種數(shù)據(jù)庫的開發(fā)與建設，也都成為促進清史研究的重要推手。可以說，歷經(jīng)40多年的發(fā)展，清史學科體系日趨完善，清史研究也由此前的冷門分支一躍成為學術界和全社會關注的熱點，進入一個全方位、多元化發(fā)展的新的歷史時期。就此而言，先生的開創(chuàng)奠基之功是不可磨滅的。

其三，開拓清史研究的世界眼光，推進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結合。早在20世紀70年代，先生受命研究清代中俄關系，撰寫《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一書時，就初步意識到，清代中國與外國的關系，不僅是清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其中的不少問題還與現(xiàn)實有著密切聯(lián)系。改革開放后，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交往日益擴大，他更為深切地提出：“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把中國放在世界的坐標系中，才能認識中國的真實地位和狀態(tài)，而世界又必須包括中國這樣一個巨大的有機組成部分，如果拋棄了中國史，世界史就不是完全的真正的世界史?！保ù饕荩骸?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導言卷》，遼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因而他組織學術團隊，選取18世紀的歷史作為研究對象，“焦點還在18世紀的中國，但希望在時間和空間上作相應的拓展，不僅限于18世紀，而力求了解17世紀的來龍與19世紀的去脈，也不僅限于中國，力求把中國史放在世界發(fā)展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比較，改變中國史和世界史分隔和孤立研究的習慣”（《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導言卷》，第2頁）。他主編的《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叢書，分為政治、軍事、邊疆民族、農(nóng)民、經(jīng)濟、社會、思想文化以及對外關系各卷，對18世紀的中國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同時盡可能把當時的中國置于世界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中加以分析比較。這套叢書的出版，開創(chuàng)了對18世紀這一重要而獨特歷史時期進行中外比較研究的先例，也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的普遍認可，國際18世紀研究會主席約翰·施洛巴赫在撰寫序言時稱贊，“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情”（［德］約翰·施洛巴赫：《序言》，載《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導言卷》，第1頁）。

21世紀以來，先生主持國家清史纂修工程，更大力呼吁“清史研究要有世界眼光”，并特別組建編譯組，翻譯出版國外人士關于清代中國的記錄和清史研究的著述，以為新修《清史》提供參考和借鑒。如今，他的主張和呼吁已成為學界共識，清史研究與世界歷史的結合大大加強，中外合作深度開展，所有這些，都離不開他的努力和貢獻。

其四，主持國家清史纂修工程，鞠躬盡瘁死而后已。21世紀初，國家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啟動，先生眾望所歸，被任命為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主持纂修工作。他多次強調，清朝處在從傳統(tǒng)社會向近代社會開始過渡的重要時期，時間跨度很長，距離今天最近。因此，要了解和掌握中國的國情，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要對清朝的歷史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但民國初年編纂的《清史稿》，在觀點、內容和史實方面都存在問題，亟須有一部觀點正確、實事求是、記事翔實、條理清楚、內容豐富、史料確鑿的高質量的《清史》來替代它。“盛世修史”，既是中國古代綿延不絕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更是當今學人責無旁貸的使命擔當。先生明確表示，國家修史，百年不遇，有幸躬逢其盛，定當竭盡全力，不負重托，不辱使命。故而不顧耄耋之軀，設計編纂方案，制定工作規(guī)劃，建立學術機構，組織編纂隊伍，斟酌體裁體例，以全部心血精力，引領這項國家重大文化工程有序開展，逐步推進。二十多年來，他日夜操勞，忘我工作，團結數(shù)以千計的專家學者，共同修史，履行承諾。至2018年10月，終于初步達成心愿：完成新修《清史》送審稿，總計103卷、105冊、3200余萬字?？梢哉f，新修《清史》書稿在賡續(xù)中國歷代修史傳統(tǒng)、繼承“二十四史”優(yōu)長的基礎上，又吸收20世紀以來學術發(fā)展的新思想、新觀念，以通紀、典志、傳記、史表、圖錄五位一體的全新綜合體裁，對有清一代歷史做了系統(tǒng)梳理和全面研究，為新時代立足于斷代史、整體探索并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進行了可貴的嘗試，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戴逸先生曾滿懷深情地說：“清史是我理念之歸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彼苍闳粵Q然地表示，要為清史事業(yè)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而今他以生命踐行了莊嚴的諾言?！案呱窖鲋?，景行行止”，他的思想、道德、文章，永遠激勵我們砥礪前行，為繼承先生遺志、完成先生遺愿而努力奮斗。